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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故事】马桂琪回忆国际问题研究所初创岁月

文字:口述:马桂琪 整理:李汶哲 供稿:离退处 图片: 责任编辑:宾锐光 提交时间:2015年08月17日 审核时间:2015年09月16日 点击数:152

 四月的广外,早已是木棉满地、蝉声一片。广外德语专业早期开创人之一的马桂琪老师,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将自己的“工作阵地”从学校的讲台转向家中的书房。窗外的阳光斜照进马老师的书房,肆意洒落在摆满著作和老相册的书架上。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那儿,聆听他讲述广外的故事。

一、早年岁月——从广外初建到80年代后期

1964年初,筹建广州外国语学院(广外的前身)的春雷响起!

1965年9月,南粤大地第一所以教学外语和相关学科为主的学校正式开始了创校历程。此后,多少人才从这新摇篮中成长,多少风流人物走出校门,叱咤风云。

当年,原被分配前往上海复旦大学工作的他,由于广州外国语学院的筹建,上级让他改而留在了广州,来到了白云山下。不过,那时广外的起点并不在现今的北校区(即白云山的西麓),而是在离东麓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位置也相对较为偏僻。

今年3月份,广外离退休处组织“我在广外50年”——来校50年老教工代表座谈会。马老师便是其中的一位。多少事,多少峥嵘岁月,如今都已经成为历史。回忆往昔,马老师总有说不完的话。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1965年秋天来校报到之后就立即投入教学工作的法语专业龚毓秀老师,首先敞开了话题:广外第一届学生的外语教学质量从一开始就表现不错,当时与兄弟院校互相听课,我们的课堂气氛活跃,课后学生十分积极与对方的老师会话,已显示出较强的听说能力。

龚老师的话,勾起了马老师的对广外初期的记忆,他随即作出了呼应和说明:在那些年,中国高校外语教学基础阶段大都有“哑巴教育”的缺陷,教师主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课堂上基本以“老师讲,学生听”的形式进行,我校老师则采取“老师讲,学生也讲”的方式,课后,学生开口讲外语的热情也被大大激发。可以说,那时,学校已开始呈现出一种特色,便是今天大家都爱强调的“广外特色”!


马桂琪

可见,广外在广州地区就是第一所以“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原则指导外语基础教学的大学。

只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马老师微微一笑,回答说,1964年秋,他和部分同事通过学习有关刊物,知道了已有专家提出这一主张,大家都觉得言之有理。不过,真要实行的话,却是困难颇多,例如相应的教学材料匮乏,无论是对哪一门外语,都是如此。于是,老师们决定“自力更生”,自编起教材来。这样一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边编,一边就如同在备课一样:在课堂上,老师该怎么教,学生该怎么练,自修时还该怎么复习,等等,都设想一番,弄出一套基本要求来。

为了比较顺利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大家还请学校创造一些“特别”的教学条件。例如,在每个课室里,就在离讲坛不远处,都设一个木架,上面放一台录放音机和一台电视机。马老师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让我们知道录放音机是长阔都约一米、高约半米的箱子形状。你可别嫌它显得太大和笨重,当时可是“稀有”之物,而且全都价格不菲!别的学校的课室里都不可能看到其踪影(除非在专门的语音实验室里)!有了这些设备,课后就常放录音,晚上(为了关心国家大事)还放一会儿电视节目,其中,英语系除了普通话节目外,还有(中央台的)英语节目看。学校竟然能够在十分紧张的筹办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真让知情者十分感动!教育的投资,不仅仅是外在的功夫,更是一份重视,一份执着。

此外,学校还“特别”聘请了一位美术老师,专门担任课程内容的(尽可能丰富的)插图制作,——别的学校当然也没有这样的人事编制!课上,外语教师指着图上的人物或物品,先是简单地说着单词、短语、句子,继而编出对话或简易的情节,进一步串讲成一段故事。学生照葫芦画瓢,从模仿到自行编出更多的话来。课后和自修课上,当然还可以继续看图复习。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广州,毫无疑问都属首创,参照现在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在创造和普及那会儿“土法”的“多媒体”教学了。如此一来,学生们更是拍手叫好,课堂效果果真不错。

马老师强调,最终还是要归功于,那些出了以上主意以及那些虽然没有出主意但也信服“听说领先”在基础阶段的重要性的老师们的全力付出。更要特别感谢把此主意以及老师们的积极性向党委书记饶彰风作了具体而详细汇报的中层负责同志(例如郭振权同志等),此举,在当时,获得了学校最高领导的认可和支持。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跟随在那“火车头”之后,就是一群不仅愿意把教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且愿意共同将广外发展的重任扛起来的人们(包括党政和后勤人员)!如果不是后来发生那场“十年动乱”,马老师赞同龚老师在座谈会上进一步表达的意思:广外原来的前景就非常可喜!

其时,年轻老师占的比例较大,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般,就是决心要让他们“快快‘长出’听说的本领来”。由于当中许多人还没有成家,一天里可以投入工作的时间的确比较长,谁都不计较所谓的工作量,凡遇到需要就干起来。那天座谈会上就坐在马老师两旁的王霹老师(德语专业)和许国烈老师(英语专业),以及别的与会或未与会的外语老师,都是如此。马老师作为当时德语专业的负责人,当然记得特别清楚,王老师还是德语专业教学效果最出色者之一。同时,各语种的学生都非常配合老师的要求,即使“文革”爆发后,那些专心向学的同学们在获得复课机会时依然遵循指导,结果学习效果还是不错。后来,作为在特殊情况下完成学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当中多数在单位里表现出色,一些留校的如黄家修、黄伟新、陈齐欢、罗镜文和曾加耀等则成为重要的教学骨干。他们依然坚持“听说领先” 的基础教学原则,在培养其后的五年制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和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生时,都继续视之为必须发扬的好传统,给了别的老师良好的影响。

1980年,马老师在前辈导师张佳珏教授的举荐下重新担任德语系主任,再次一干就是八年多的时间。王老师则作为副主任,两人一直是好‘拍档’,座谈会间隙之时,他们自然回忆起当年紧密合作的情景,其中克服重重困难,其中,就包括组织力量,从而使德语系成为我国最早培养本专业的硕士点之一,并且促成了我校与德国帕德博恩大学校际关系的建立,这在我校乃至全国,都算是最早与国外大学建立姐妹关系的单位之一。当时“文革”刚结束,如何排除“文革”遗留下来的影响、促成此事,现今真是难以想象。自此,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定期派来客座教授,还邀请我方人员前往进修,友好关系一直延续了近20年。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委派专家等方面给予的更多支持,随后,还与歌德学院香港分院建立了交流,关系密切。

1988年夏天,马老师另赴他任,正好是王老师接任系主任的工作。

二、开拓新领域——几个研究机构的创立或早期发展

我们翻看马老师保存下来的珍贵照片,发现其在我校创立国际问题研究所、奠定欧洲研究中心基础以及坚守和发展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工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原来,除了活跃在德语系之外,马老师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还主持过广外外国文化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欧洲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工作。

关于外国文化研究所,他说最早是由许友年和彭守诚等老师在80年代初发起创立的,他们还创办过公开发行的《外国文学报》,上文刚提到过的黄家修老师在百忙中兼任其常务编辑。梁菁远和全运杰老师负责许多重要事务。马老师认为应让后人知道有过这么一回值得骄傲的事情,虽然后来该报受到极左势力的打压而停刊。过了些时候,对外国文学研究依然十分重视的黄建华校长让马老师离开德语系改而主持该所。不过据说它当时因仍属于民间机构,在上级部门正式认可之前,马老师的人事关系暂时放在陈楚祥老师主持的语言研究所内,担任副所长,当然也参与该所的实际工作,并兼任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辞书学会理事。

1992年教育部负责人前来我校考察工作时,虽经校领导再次提出关于文学所的申请,但还是未获批准。马老师在感到十分惋惜的同时,另辟蹊径,提出:为什么不改而申请建立我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呢?一来,我校本来就具备这方面的一些条件,二来,他本人曾两度前往德国汉堡豪斯里申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把讲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手头已有好些长篇的研究性“文稿”。据他所知,豪斯里申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刚好是教育部有关部门相当了解、对华友好的机构,这无疑也是一个让我们的申请或许能争取获得批准的有利因素。于是,经过学校领导讨论、同意后,马老师趁着参加一次科研会议而赴京的机会,代表学校到教育部正式提出建立我校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申请。他颇为大胆地公开出示自己的“文稿”,极力说服相关的负责人。

这一次,果然十分“幸运”,申请成功了!这个消息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们听来,也感到十分欣喜。在一次(马老师和黎家勇老师都出席的)专业性大会上,他们特别指出,广州地区的大学中,原先本来有东南亚研究所和华侨研究所,但就是缺少了一个超出它们研究范围的机构,如今,广外挺身出来填补空白了,应该特别庆贺!马老师还因此被推举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理事,是广东地区首位担任此职者。


马桂琪与友人合影

就马老师个人的观点而言,这是广外的科研工作跨越出语言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端!从语言就是交流思想的工具(马克思所说的“一门外国语就是一种生活斗争的武器”是这一说法的伸延)出发,广外本来就理应关注国际问题,这其实也是当年建立广外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如此,原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也可以以巧妙的方式继续坚持下去,于是就有了以“广外国际问题研究所文化室”的名义出版的《外国文坛》。此做法一直维持到广外划归广东省管辖,有了较多自主权,正式让文化所的名字叫响,并出版《外国文化研究文丛》与组织别的相关活动。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受到当时的党委书记庄明英和校长黄建华的积极支持,还特聘黄国宪老师为顾问,也经常特邀香港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黄学海前来举行报告会。除正常工作以外,特别让人高兴的是,不久后该所还成就了另一件“好事”:由于发表的论文和组织的活动有不少是关于欧洲社会文化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当欧盟成立后表示支持我国教育部在有关大学中物色某些单位建立欧洲研究中心时,广外又“幸运”地被选上了,是华南地区唯一的一家!

马老师说到此事,还不忘说向当时的科研处处长茹炳荣表达谢意,因为是他及时地汇报了有关情况的。中心成立后,立刻让多达十名教师有了前往欧盟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多数为期半年,其中主要是非语言类学科的教师,在以往一般情况下他们本是很难获得这种机会的。不久该中心由于所开展的项目取得了新成绩而通过了严格的实地评估,接着广外又被选为主持有关全国性大会的单位。

岁月的脚步匆匆,五十年的光阴似水般流走。回忆往昔,马老师说,给他感触最深的还是饶彰风书记当年所说的一句话“建设好广外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和责任”,文中理应涉及更多同事,甚至还该有学生,只因受篇幅所限而无法提多几个名字,也许在附上的几幅照片里,可以让读者多认出几位来。

(马桂琪,原西语学院研究员,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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